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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知名记者对话罗大佑


www.lotayu.net  2005-04-11  闪亮的日子


一副低回沧桑的嗓子,一大把永不消逝的经典,出自他口,亦出自他手。把《童年》讲得那么透彻,却将《野百合也有春天》唱得这么伤感;把《恋曲1990》说得这么委婉,却将《鹿港小镇》写得那么温馨。当周杰伦歌曲被收入上海中学生爱国主义曲目引发争议余波未了时,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的诗歌篇中,又收入了罗大佑歌曲《现象七十二变》,让歌曲再次成为娱乐关键词。能接近罗大佑、向华语歌坛的精神教父发问无疑是每一个娱乐记者的梦想,庆幸的是,笔者在有生之年有了这样和大佑把酒言欢、坐而论道的幸运。

记者:我想问一下大佑老师,在华语歌坛能够被人崇拜、称之为“教父”的歌手,可能除了内地的崔健和您之外还没有别的人。对于歌迷的这种神化、这种推崇,我不知道您会不会有反感的情绪。歌迷对您这20年的顶礼膜拜,你怎么看?

罗大佑:反感到不至于,但是觉得压力蛮大的,因为毕竟就是个写歌的人,就是唱歌的人。我基本上就把我们这个行业当作是一个媒介,音乐来了你就得做这个事情,然后把它写下来,像我早期的《童年》、《闪亮的日子》,到后来《光阴的故事》,一直到《你的样子》、《鹿港小镇》。比如说,我在写《鹿港小镇》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去过鹿港的,但是我很知道很多从中南部离乡背井到台北的人。那个时候的离乡背井是到另外的都市,现在的离乡背井就是出国留学,你肯定是远渡重洋去欧洲、去美洲求学。假如你可以抓住人、人性的相同点的话,你就能成为神化中的歌者,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做音乐,其实就是表达人的感情,把人的感情表达出来,让他们在这种那么苦闷、压力蛮大的竞争很厉害的社会有一种可以宣泄情感的地方。

记者:当年只有一个叫黄舒骏的青年敢挑战罗大佑,但至此之后就没有任何人敢把自己的音乐再和您的音乐相比。您会不会有一种所谓“很孤独”的感觉,到了所谓“东方不败”这个地步了?

罗大佑: 哎!我是“东方常败”、“东方常常败”(大笑)。其实我每每写一首歌,说老实话,常常有一种这首歌写不完或者下一首歌写不出来的感觉。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创作,创作本身的一种挣扎。这个年头没有一种生意,没有一种事业是好做的,你就得扛起来。你罗大佑也好,崔健也好,李宗盛也好,大家都得背上自己所走的那条路上的一切,这条路你走久了就变成了一种使命感,你就得把这个事情做完。否则,我早就回去干医生了。但是我觉得做这一行,只要大家还认同,我还可以做的话。我就会继续做下去。就像我在台上讲的一样,歌是语言的花朵,我们这个语言已经盛传了几千年。对于我来讲,能满足的一点是怎样让新的一代、更新的一代、再更新的一代年轻的作曲家出来。

记者:大佑,我想让您评价两张唱片,一张是《马不停蹄的忧伤》,一张是《雁度寒潭》,有人说黄舒骏这两张唱片的水准一定程度上可以和您的《之乎者也》相媲美,您对这两张唱片怎么看?

罗大佑:对不起,我不能评论任何其他唱片,因为我听的少。我在乐坛里唱歌应该是从82年,有20年了,写曲有30年了,我从来不评论别人的水准,尤其是作曲家的,因为对我来讲我知道做这行有多辛苦。所以讲虚伪点,我只会讲好话,不会讲坏话。

记者:好,那大佑老师我们换一个问题,作为你的歌迷是很辛苦,你不觉得吗?罗大佑:是吗?苦吗?(笑)做我的歌迷真的很苦!他们会拿着我的唱片一遍又一遍地听,等新专辑又会等很久的时间。但是大家必须要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时代是要看得到、听得到、感觉得到,然后在媒体要曝光的时代。我一直在掌握一个分寸,就让自己的东西,比如说出一张个人唱片的时候,我尽量掌握不要太多的曝光,因为我不是太多曝光的人。另一方面,也不能完全不跟他们见面,毕竟媒体现在铺天盖地。那么多的媒体里面,对于我来讲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写好一首歌,作好一张唱片,就跟当初我在做《之乎者也》一样。我在写像《路港小镇》那个时候,感觉有那份冲动,有那种热情,有想要表达那种感情就非要表达出来不可的那种感觉。现在至少在自己《美丽岛》这张唱片里,我个人觉得做到了那种感觉,我自己是满足的。虽然等我要很久的时间,但是我想应该不会让大家失望。

记者: 你说不愿意评价别人,但现在有一种现象:林夕他给其他流行歌手写歌曲的时候非常商业,非常的机械,可是我觉得他在和你碰撞的时候,完全是很人文、很人性的,很不可思议的一种感觉。我想您能不能谈一下和林夕,包括你们共组“音乐工场”的那段感情?
罗大佑:我和林夕认识很久了,那个时候我把几首歌交给他写的时候是89年,认识到现在已经有16年了。他后来到香港,是我临时从亚洲电视把他挖过来的,以前他是作创意总监,转会过来为我“音乐工场”当总经理。因为我那时对香港不是很熟悉,在粤语歌曲方面我也需要一个懂粤语的人来帮我写,要一个讲普通话的人写粤语歌词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的合作用北京话来讲是“靠谱”,让他来给我写词就是“靠谱”。 我跟他的音乐情缘蛮深的,他是到“音乐工场”后才开始写国语歌词的。我就跟他谈有关写国语歌词的一些经验,声韵怎么调,压韵的东西怎么可以用得到,尤其怎么用并列。我发现他用第一部电脑也应该是在“音乐工场”(笑)。他在音乐工场的时候我们相处得非常开心,其实对作音乐人来讲最开心的是当大家一起作出一个东西时的默契。

记者:新唱片中你尝试了和陶喆这样的音乐人合作,能不能谈一谈感受?那首《宁静温泉》堪称你近年来最优秀的作品代表之一,能不能谈谈创作故事?

罗大佑:像新唱片中的《宁静温泉》是陶喆编的曲,我相信他是尽力而为了。他那个时候人在洛杉矶,我人在台北,他编完之后是整个全部用网络传过来的,我一听完就觉得他有“那个东西”。我不回避任何音乐人,但是合作的初衷一定是要为了音乐。这首歌词也是我找林夕写的,那个时候林夕正好碰上人生一个低谷阶段,心情不是很好。我就跟林夕讲,你就把最近心情最不愉快的东西写出来,但是一定要有感觉。在3天之内他就交了那个歌词,我只改了两个字,不是改字,是调反过来。第一段那个“谁怕寂寞”音译方面改成了“怕谁寂寞”,“怕谁寂寞”唱得更流顺一点,更主观一点。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问他能不能调换一下,他说好,就这样。

记者:高等教育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大学语文》收入了您的歌曲《现象七十二变》,此前崔健的作品也有这样的荣誉,对此您怎么看。

罗大佑:我写歌一向都是有感而发,强调言之有物,哪怕是情歌也有很深的寓意,不是简单的风花雪月。其实我的《童年》和《明天会更好》很早就被选作了音乐教材。音乐人有这样的荣誉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代表了一个时代,也只有这样的歌曲才会不断被流传下来。这件事是别人赋予我的,我一般都不会介意别人怎样看待自己的音乐,我只会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东西。

记者:您的艺术成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度了,近年来您多次在内地演出、宣传,于是渐渐出现了一些批判的声音。有人说您不该这样走下神坛,面对各种不同的声音,您自己怎么看待?你为什么不能像周杰伦那些歌手那样一年推出一张甚至几张唱片?

罗大佑:首先,就没有人应该站到神坛上去,都是人嘛!大家要表达的东西都是人的情感,而我表达的则是自己对整个环境的感受。在各种社会环境中,都不应该有人站在神坛上去,所以有人骂我我也欣然接受了,因为我要走下大家为我搭造的“神坛”。从早期大家叫我“抗议歌手”、“黑色旋风”、“年轻的代言人”……我都一概否认,因为这些称号是有“危险”的,包括后来的“音乐教父”,都会给人很大的压力,它们不是我想要的。其次,我的目的就是要写歌,写出大家能够喜欢、甚至愿意翻唱的作品,当然我还要用它作为我生存的工具,因为我已经不是一个工人了嘛!我总要有一个谋生的方式吧!创作音乐是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想一个人如果一辈子做一件自己能够喜欢的事情就应该受点苦,面对一些压力和舆论的。有时候在旋律上你可能会有一个关卡过不去,所以你必需要等待几年、甚至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需要和大家接触,感受生活,我罗大佑也是食人间烟火的呀。我自己感觉一个阶段性的时期过去了,或者自己可以表达出来的时候,才会制作一张唱片,当然这个过程往往是漫长的。所以大家可能会10年才等到我的新专辑,但是我想它是有质量的。其是我可以“高产”,但我要对自己的音乐负责,这也是我晚节不保的一个原因。

记者:说到罗大佑,我们就不能回避“滚石唱片”,作为文化品味和质量水准的代名词,“滚石唱片”见证了华语流行歌坛的发展,同时也渐渐走向了没落。您是“滚石”的老唱将了,能不能讲述一下对“滚石”的感情。

罗大佑:“滚石”的问题其实就是全世界音乐产业走向的问题。现在大家也许会说“滚石”唱片卖的没有以前好了,可是周杰伦这些流行歌手的专辑又能够卖多少呢?和以前那个时代想比,现在的唱片市场越来越难做,我们以前每一张唱片都能卖30万张以上,现在这样的销量就是天文数字了!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反而因为科技的发展而疏离了起来,想一想:我们现在谁没有手提电话?谁没有享受过网络的快捷服务?谁没有高科技的电子产品呢?当更多的小孩子在电脑面前娱乐的时候,就应该是我们最悲哀的时刻。所以这和我们说的滚石唱片的问题是一样的,这是世界性普遍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原来沟通音乐已经不是属于心灵的产品了,它变成为了一种资讯。音乐不应该是一种资讯,不应该是一条消息,它是心灵与心灵的一种沟通,一种悸动的东西。所以当它变成消息或资讯的时候,这个情形得想办法解决。对于我来讲,我没有其他的办法,我只能和原来一样。歌是什么样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我只能继续做下去。我不能被科技改变,我也不能被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比如手机、网络所改变。因为写歌是没有捷径的。莫扎特到死还在写,一直写到死。做音乐没有捷径,就得一路做,一路做。做不出来就得一直想,一直想,直到把它写出来为止。这个东西就得写到耳聋,耳聋了9年后《第九交响曲》才出来。

记者:很多人都关注20年后,“谁会成为罗大佑”的问题,你自己更加看好谁呢?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能坚持30年的音乐创作,你自己有什么样的使命感?

罗大佑:你刚才提到了周杰论、陶哲,他们都是不错的人选,我们都得给他们时间。音乐是一种实践出来的艺术,它得靠时间积累。对我们来讲,一首歌它流传多久是最重要的。我一直强调一点,它在排行榜第几名对于我来讲没有比这首歌流传多久重要。因为一首歌花这么多时间去做的话,它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体现了,好的歌曲记录着他活着的那个时代。有一天当你回头来看,你会知道这个时代起码是有一些歌存在的,因为没有歌的民族是寂寞的。当你回去看,听这个歌的时候,你会知道80年代出《之乎者也》、出《路港小镇》,那个时代的人是怎样表达他们的感情的。你回去听,1940年人们听周璇《永远的微笑》、听《天涯歌女》,那个时代他们的声音是怎么样的?那个时候人是怎样表达思想感情的?那个时候录音机是怎么样的?你会知道那时候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是怎样的,对我来说这个是最重要的——怎么样在有限的生命里用音符多多少少超乎一些有限的生命里面多一点点的生命,对我来讲就只有这种音符。有一次首都博物馆馆长韩勇问我一句话,他说:“你写歌写了那么久,你觉得自己到底在干什么?”我没有想到这句话,以前也没有人问过我这句话。30年来,我到底在干嘛?我想我是在用中文来表达这个民族的感情。我以前一直没有想到会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更广泛一点来讲,我是一个用中文来表达民族感情的人,就这么简单。

记者:你对自己作品中的流行化商业作品怎么评价。

罗大佑:对我来讲歌曲流不流行,它是不是艺术的作品或是商业作品,这两点是完全没有分界的。我就是个作曲的人,我看我自己是个作曲的人多过于是一个歌手。比较重要的是,写曲的那个罗大佑而不是唱歌的那个罗大佑,我想把唱歌之下的一些感觉跟大家一起分享。像李宗盛唱《寂寞难耐》就表现出当时的一种心情,就是因为这些歌曲后面都有一些故事存在。是这些故事,是你的故事,是我的故事,是他的故事,每一张脸孔后面都有一个故事,是大家成长的故事。



原作者: 佚名
来 源: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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