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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仕》专访:罗大佑--你为谁歌唱?


www.lotayu.net  2005-09-20  闪亮的日子


时隔两年半,罗大佑再次到大陆开演唱会。如果说当初的《围炉》给我们的是一种久违的感动,那么时下的《之乎者也》则更像是一次执着的追问:我们为什么会像现在这样?我们感觉幸福吗?我们仍旧能够确认自己是谁吗?51岁的罗大佑,眼镜的颜色明显变浅了,当他终于能够坦然面对公众的逼视时,提出的问题却仍旧犀利无比,甚至当他自己希望回到中国的传统中得到答案时,也一次次空手而归。

  《之乎者也》的变与不变

  《名仕》:从1980年代的《童年》到现在的《美丽岛》,世事已然经过了“现象的72变”,但是你的歌对于中国两岸四地来说,每次都引发了很多的共鸣。就此,我们想知道一点:在当下的时间,从2003年的《围炉》到2005年的《之乎者也》,体现了你的怎样一个想法?

  罗:从《围炉》到现在两年半多,其实讲句实话,我自己可能不会有改变,但是大环境改变得很厉害。2003年2月18号我开始筹划北京演唱会,正是SARS开始的时候,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正好是……不对,是下一个月,3月18号,那个时候我看电视,布什对着镜头讲,再给伊拉克两天时间,两天不撤出巴格达,就开打。我们都盼着,不能动,不能动,但接下来就是战争开打,然后是SARS进入北京,我公司是4月26号休假,然后我去了香港做一个电影节的评审,来来去去。然后一直到去年,“3·19”枪击事件,再后来恐怖事件一直在搞……我讲这些并不是要拖长这个议题,我相信人是一直在跟着环境在改变。现在这些将军(指2005年8月号《名仕》杂志,封面是14位老将军的合影,编者注)都在这边,其实他们现在已经不用打仗了。我想经过第二次世界战争以后,全世界都意识到战争的可怕。伊拉克战争中,除了这两个国家会牵扯以外,全世界都会卷进去,总而言之,我觉得环境的改变是前所未有的,台湾的改变其实不是很好,从去年的“3·19”事件到现在,大陆方面表现的要好一点,在这种改变之下,人能不能保证尽量不去改变自己的那种根?

  《名仕》:以不变应万变

  罗:对,你自己所在的这种文化,我们一定要知道我自己没有变得那么快。

  《名仕》:你想通过这两次演唱会传达什么样的感觉?

  罗:《之乎者也》可能比《围炉》要更真实一点。总的来讲,我相信中国的歌曲文化我们还没有充分的开发和挖掘。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这是全世界其他文字都不具备的一个特点,一个字,写下去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象形、形声、指示、会意、假借、转注,这是六书,写一个马字,它有头有尾,还有4条腿。这种文字本身的结构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沟通方式,而我们的沟通方式我相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的心态。网路是一种沟通的方式,每个年轻人在上网的时候,大家都会有一种虚拟实际的心态,大家都会走时尚,最流行的东西,手机变成必需品,以前大家没有这种需要,你没有必要一边走一边打电话,不是绝对必要的东西,他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形态了,我刚才提出了,假如说我们的象形文字,我现在讲的每一个字都是象形文字,它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它不是Wonderful、beautiful,a、b、c一个个剪开来不是字。《之乎者也》就是要说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文化遗产里面,在新的时代里提炼出新的东西,会不会觉得很笼统?

  《名仕》:那么,能不能这样问你,从《围炉》到《之乎者也》你想对自己的演艺生涯作一个定位,或者重新定位自己,即从一个歌者转变成一个文化人?

  罗:有,而且这次演唱会从配器到编曲都会有很多民族元素。在新闻发布会上,我就曾经说过,很多音效真的其实只要两根弦就有。(大佑随手用手里的吉他展示了两根弦的优美和声,这让我们想起了用一根弦演奏《碧海潮声曲》的黄药师)它跟几根不一样,我们太习惯用西洋的那种和声的方式,我现在面临的问题是我们面对太多的选择,而不是说我们没有音乐,其实现在有一个蛮可怕的感觉,现在我们递过来递过去的这些CD,越来越多是拷贝的,当CD录下来的,而不是说上面一个歌手在表演。我们太多地用大量的加工音乐的手法去占满它,如果已经多到了那种地步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更少的方式更能确定我们自己的生活,确定我们自己是谁。

  《名仕》:你现在谈的是音乐的本身

  罗:音乐本身含有强烈的一种认同,我们认同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音乐我们是用中文唱的,这个文字是老祖宗整个传递下来的,有几千年。我刚才还在和朋友讲,怎么样把一种精神上的东西讲出来,孔子当初修的是《诗》、《书》、《易》、《礼》、《乐》、《春秋》,听起来很像老学究,然而第一个就是诗,诗就是一个《大雅》、《小雅》、《国风》。“国风”这个名字取得多好,“国风”就是民间的东西,从这里面两千七八百年前的老先生就已经开始修民歌。

  《名仕》:你是不是也想承袭他这种东西?

  罗:我不敢说承袭,我只能讲,我们在这个时代的东西太多元素可以用到了。我1993年的时候去北京的音乐研究所,他们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征集到250000首民歌了,现在绝对不止。那么多的民歌素材,我们为什么要从country western、从rap、从西洋音乐中去找?这绝对是很大的一笔遗产,不是说我们就去卖老祖宗,我们自己动动脑筋,不能只靠技术手段,我相信人脑在这个时候是不可代替的。

  矛盾与力不从心

  《名仕》:你一直在强调用音乐去表达你的想法,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世界有没有音乐表达不了的东西?

  罗:当然有。我会越来越觉得说,像电影音乐,因为他什么都可以做,当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当它充斥在环境里面,什么都变成音乐的时候,我会觉得他的音乐反而不见了,太多了!绝大多数乐器,除了铜管乐器以外,绝大多数的乐器,是用木头做的,我相信木头是有生命的。比如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横笛,包括鼓,鼓面使用兽皮做的,它是要融入一种生命的,假如说,音乐不是来自于一种生命,慢慢会产生一种旋律的无力感。当它越是丰富的时候,就会越显得无力,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东西。

  《名仕》:那你在设法用音乐来表达你自己的过程中,有没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罗:力不从心?我一直在力不从心的状态下!

  《名仕》:为什么?大家觉得你的音乐里有一种很得心应手的感觉。

  罗:那都是结果啦!你们没有看到我多辛苦的样子。大家可不知道。别讲其他的,(他拿起几上的2005年8月号《名仕》杂志,封面是14位老将军的合影,编者注),这些将军相一摆出来,年轻的时候人家怎么打仗的,怎么长征的,跨山越岭几千里路这样跑,岁月写在他们脸上,还有身上的弹孔,满身伤痕。你不能只看到他们现在摆在这里的样子。

  《名仕》:你刚才说力不从心,我们从你的歌里面,和公开行为方面感到一种矛盾,这种矛盾的原因是什么?比方说,像你公开地剪断琴弦,公开地撕毁护照,您是将这种行为当作是音乐的一部分,还是当你想用音乐去表达却力不从心的时候才会出现的现象?

  罗:我觉得很矛盾,刚才讲力不从心,这也是我觉得自己力不从心。我对自己算满意的一点是我还算努力,努力了才会力不从心。懒人不会力不从心。有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问我,你心中是不是有一种渴望,我相信这种渴望本身就是让你力不从心的感觉,你会渴望填补自己,因为渴了才会望,你要是喝的饱饱的,谁会渴望?

  《名仕》:那你接下来的渴望是什么?能具体有个表述吗?

  罗:继续不断的学做人。

  《名仕》:有些虚哟,这仍旧是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

  罗:孔子不是讲吗,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你没发现他的人生观不断地在不变吗,你们现在还年轻,等到了一定的年纪,你们就会发现做人的方式其实一直在变。对世界的看法,整个大自然,整个环境、整个世界,都不断在变。我相信如果说世界在变,个人也随之在变,如果别人认为这个人不错,旁边人也舒服的话,这个就是一种努力。

  《名仕》:你刚才谈到有两种状态,第一种做自己的人,属于私人行为;第二个是公众行为。那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方式(比如说剪断琴弦,撕毁护照)放置在公众视野之下?

  罗:这个我自己也很矛盾。因为,你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假如我说,今天试试让我们回到两根弦,会不会大家去买吉他?而且越买越贵?我就曾经有20几把吉他,所以我知道这个问题;第二个,那阵子不是美国要台湾出兵去伊拉克吗,得有人讲话啊,因为这个不对嘛!两岸之间好不容易好一点,你这样一搞的话,这不干扰人家吗。也许那时我自己情绪比较高,我觉得我在这里面肯定承担某种使命,因为没有人做,我就干了。政府要有一个底线,你不要过这个底线嘛!

  《名仕》:用一句中国传统的话讲叫敢为天下先。

  罗:这个我不敢讲,起码就是说,我有香港身份证,还有永久居留权。我不少那本护照吧,无论去那里我不少那个东西,回到一点,选择不必那么多,我们的问题是选择太多了。

  知天命与传宗接代

  《名仕》:你刚才提到说你现在50而知天命,那您知天命的时候到底知道些什么呢?

  罗:哇!大哉问!突然间想起一句很虚的一个回答,老子不是说吗,“道可道,非常道”,讲出这句话我就不知道了。

  《名仕》:我想无论作为听者,还是读者,大家多希望大佑先生来传输一些你所知道的东西,不仅是听你的歌能得到一些人生的感悟,通过一些你的访问文章也能得到一些感悟,所以还是想请你介绍一下知天命的时候的感悟。比如说,今天的访问到这里,我们知道大佑先生用音乐表达自己的时候,有力不从心的时候,那力不从心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音乐之外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罗:有所知,有所不知,因为这个问题要真的回答的话,可能我要3个钟头。(沉吟良久)我知道我自己可以比别人做的多一点点罗,原因是我没有小孩。很多父母无法做出像我做的事情都是因为他们有小孩,有小孩就有负担嘛、就有生活的压力嘛。你除了喂饱自己之外,还要照顾一个小孩子。

  《名仕》:你觉得没有小孩子是你真正的理由吗?

  罗: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理由,大家都忽略了传宗接代的压力,这个成本非常高。比如搭飞机回台湾去,遇到台风,飞机迫降,颠簸不停,砰砰砰砰,大部分人不敢死的原因不就是因为他(她)有小孩,不就是因为他(她)有爱吗?而我就无所谓,老子就一条命。我现在学到的,你们都还没有学到。

  《名仕》: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之所以会写《美丽岛》、会做那些公开的事情,就是因为你没有小孩

  罗:我想一半一半吧,一半是因为没有小孩,一半是为了台湾(人)。得有一种声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要欺负人不要太过头。得有人讲这种话,做一个事情得有人,没有人就显得我们太怯了,太差了。

  《名仕》:呵呵,话题似乎有些“偏”了,我们知道你“50而知天命”的时候知了什么?或者我(张亚辉,编者注)可以用更直接的方式把这个问题表述一遍,我今年29岁,我有一个女儿,很多事情我不敢做,就是因为我要考虑到女儿,这是不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罗:不会的!因为你的品格会自然而然地在你小孩的身上延续,你的小孩对社会是会有影响的,你把她教好对社会是会有贡献的。

  《名仕》:所以你刚才说到爱,我想爱谁都有,不论你有没有小孩你都有爱,如果你没有小孩,你的爱会付诸给谁呢?

  罗:我想唱歌的人首先应该把歌声传递给听歌的人。至于这个歌是否由你自己来唱根本就不重要了。应该只要听歌的人有感触,听者有意。写歌的时候,出来了,然后灌成CD去卖,《之乎者也》20年前就出过。我都有说过,文化有生命在,重要的是传承。你看,你们采访过的这些老将军,我觉得很震撼的原因是什么?他们都很年轻过,都是从最基层的部门开始干起,然后……讲最肉麻的一句话:爱国嘛,这不用讲。他们也曾付出感情,他们也才会戴这些勋章,他们为了什么?我觉得有些话不用讲,讲出来就太肉麻了。所以我觉得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是一种传承,你怎么把自己的小孩子教好,像学校里经常讲,大陆也这样讲:“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这其实是很实在的东西,你只要把父母的生命传承下去,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自己想,我设法将自己解脱出来一些,只要我父亲身上的缺点我少一点,我父亲身上的优点我多一点,够啦!他应该开心吧。

  《名仕》:你觉得改变了你一生的人或者事是什么?

  罗:最快的回答,假如说我现在在做演唱会、写歌,我相信是我父亲过世。我父亲1998年过世,我当时在想一个事情,就是人的传宗接代的事情,我父亲传给了我,我没有这个负担。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年纪,在这个时代,它不是巧合的。2年半以前,SARS过去有很大的改变,12年来我们这个都市那么大的转变,这都不是巧合的。

  《名仕》:有没有想过为您父亲写首歌?

  罗:我为我母亲写过歌,但我相信为父亲写歌会更难。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6岁的时候他就教我谈钢琴,我走上音乐道路就是因为他。

  比《美丽岛》更美丽的

  《名仕》:刚才你谈到两岸的关系有所好转,你的歌好多内容涉及海峡两岸的,你对目前的状态怎么看?

  罗:算是满意,今年到目前为止算是满意,去年很坏。我认为最坏的时间已经过去,而且像《美丽岛》这张唱片是去年11月出的,让我很满意的一点,它是出在台湾最坏的时候,很多事情真假莫辨,老百姓讲不出话来,各方面很复杂的情况。我相信最坏的时期已经过去了。

  《名仕》:您认为最好的时期,是不是因为连战先生过来了,宋楚瑜先生过来了,郁慕明先生也过来了,都是些利好,预示着一个好的开始,大家可能比较认同,是不是有一种表象?

  罗:你们看吧,以前双方打得水火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现在过来你觉得大家还需要打吗?这种情况至少值得我们开心嘛!否则越来越沉闷,找不到答案,越来越狭窄,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不沟通,现在这种情况多好!

  《名仕》:你接下来的使命是继续批判呢,还是出一张比《美丽岛》更美丽的东西去歌颂呢?

  罗:这样讲,假如说旁边的音乐太多的时候,我就少写歌;当抗议的声音多了以后,我自己就会写一些情歌,当不再抗议的时候,我就会站出来,我想追求一种平衡。

  《名仕》: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这个事情会越来越好,在这个越来越好的过程中你打算做些什么?

  罗:我想会继续写歌,但是自己的歌曲会变成什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因为这个世界是不能保证的,我们不能保证这件事情一定会变成怎么样,就像我不能保证说今天5点钟暴雨就会来一样,谁会知道“海棠”完了之后,又会有一个“麦莎”?我明年的音乐会是什么样,我不能保证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我还会努力,矛盾的平衡嘛!

  《名仕》:你最近几年也经常来大陆,能不能谈一谈对大陆的观感?

  罗:车子在路上开,你会觉得北京这地方确实不错,你们每天生活在这里可能不觉得,我觉得我特别能感觉就是“绿”,叶子很茂盛,每每是一大片,当然是说夏天。去长安大街两边看一看,叶子全都是向上的,这可能是北京1000多年的历史上,从元大都开始,从来没有过的,前所未有的。我1993年第一次到北京来,到现在刚好12年,12年比起1000年来讲,只是一点点。在这样一轮的时间里,蛮短的一个时间里,北京就有这么大的改变。建起了这么多的楼房。那一次我们在北京逛,一个朋友告诉指着一个4层楼告诉我,那是1955年盖的,当时是北京最好的建筑。50年以前,北京最好的楼房是4层楼。

  《名仕》:你的看法有没有表面化?

  罗:这并不是表面的,看起来很表面的一些东西,隐含了太多太多的意义在里面。我看到的北京最大的变迁里面,是市容风貌。它的绿色跟建筑物,要知道绿色跟建筑物相处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我想北京已经变成了东方世界的中心。西方世界的中心是华盛顿,对吧,现在是全球性的变局,不止是亚洲的,东方世界的中心,东京不算吧,要和华盛顿抗衡,东京不可能吧,东京不是,孟买不是,更不要提雅加达。这甚至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变化,加上我一开始提到的两年半以前的SARS,这两年半以来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名仕》:那你现在有没有回家的感觉?

  罗:随着对这个地方越来越熟悉的话,就会有。12年以前,1993年我来北京录音,满大街都是灰灰的,大家穿的衣服也都一样,要么是蓝色的,要么就是黑色的、灰色的。样式也绝少设计。现在你看,在我公司那边,在华侨村,打开窗户一看,塞车都停在那边,大部分都是私家车。

  《名仕》:在大陆有没有什么不愉快的经历?

  罗:多少会有,但我就不讲了。更多的还是很愉快的经历,我举个例子,今年生日是在北京过的,去年生日也是在北京过的,然后我会想,我其实不是一个喜欢过生日的人,怎么会突然过起生日来。我后来发现一点,借机行乐嘛,借我过生日让大家都开心一点有什么不好呢。这个世界,昨天有爆炸案,今天有链球菌,鸡又有禽流感,这还不够,又来海啸,然后又台风,“海棠”完了还有“麦莎”。你还有机会和你旁边的人,和你一起工作的人一起开心,这有什么不好吗?

  《名仕》:你刚才一直在提到“听歌的人”,很多媒体都把你的听众说成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据我们观察可能不是这样的,你自己是怎么想象自己的听众的?

  罗:前几天参加一个什么节目,好像叫《超级访问》,两个主持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我以为他们是固定的观众,没想到都是随机请来的,我吓了一跳,很多都是20多岁,我以为都会是些比较老一点的,他们真的太年轻了,而且我的歌他们也都会唱。

  采访过程中,大佑先生一直怀抱着一把半新的吉他,时不时弹上一段,手指划过琴弦的声音虽然破坏了音乐的完美,却让人感受到一种铿锵的力量。和他握手时没有留心他小指上一个方形的绿色戒指,竟来去两次被硌得不轻,他个人的棱角也有些像这个新添的戒指,会给公众一些不期待的刺激。正是这些棱角和刺激,使得对于大佑这样的歌者来说,“为谁歌唱”竟然成了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

策划、执行/耀辉 晶晶 文/刘利民 张亚辉

摄影/王志文 Bonus 化妆/张哲伦 卜柯文(东田造型) 服装提供/Dior Ho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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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名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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